翻译 | “女性的语言”与“男人制造的语言”

这里是CW未命名色彩。

作者 | 蔚明

编辑 | 二十五 大航 charlie.

图源 | 网络 

制作 | 娃娃机

本章检视了早期女权主义者关于语言的主张。其中，有Robin Lakoff的假说，即存在一种独特的“女性语言”，其特征是过度礼貌、缺乏自信和取悦他人。Dale Spender认为语言是“男人制造的”。

在语言学领域，对语言变化的兴趣由来已久。18世纪的词典编纂者对此很关心，他们致力于阻止被认为是语言传讹的影响（corrupting influences）。近年来，更多的语言学者已经接受了语言变化的必然性，并将精力集中在揭示导致语言变化的机制上。第二章中，我们已经看到社会语言学家的调查工作，他们对于是什么促使了音变（sound shift）很感兴趣，即群体中的部分开始使用不同的发音。一个相当一致的特点是，无论女性对语言变化的贡献是什么，它都未曾被积极地看待。

许多早期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都是基于猜测，只是简单重申了那个时代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一个经典的例子是，1922年，丹麦语法学家Otto Jespersen在《语言：其本质、发展和起源》（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一书中，名为“女人”（"The Woman"）的一章。本书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讨论不同方面；例如，其中一部分主要讨论“孩子”（并有相应的标题）。标题为“女人”的章节出现在“个人与世界”的部分，接在“外国人”（包括各个国家）部分后。这一章节严肃地补充在Jespersen关于语言的学术著作中，表明女性使用的语言偏离了真正的东西（the real thing）。当然，书中并没有任何一章或部分旨在关注“男人”，也没有此类标题。Jespersen认为女性对语言的贡献是保持语言的“纯洁”，这是由于她们本能地回避粗俗和下流（这如何符合了你的经验呢？）：

毫无疑问，女性对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她们本能地排斥粗俗和粗俗的表达，而偏爱文雅的表达，以及（在某些领域）含蓄和间接的表达。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影响是在私领域和家庭内部施加的……女性的观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有理由祝贺这些国家，其中包括英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高到足以确保语言更加纯洁和免于粗俗，如果男性是语言的唯一评判者，情况就不会如此。（Jespersen 1922：246）

然而他称，男性的语言被赋予了活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没有了这些，“语言就有变得无力和乏味的危险”。他继续提出了更具体的关于男女语言差异的观点。他的观点最终变成了指明男性的智识和重要性；此外，他对女性的评价差不多是谩骂（尽管上面引用的这段话带有绅士的口吻）。他称，女性的词汇量更小，而且她们并不总是恰当地使用词汇。例如，女性会“无视其正确的含义”地使用强化副词，如德语的riesig klein（非常小），英语的awfully pretty（非常漂亮）（1922: 247）。他说，女性也会因为无法说出完整的句子而感到痛苦，尽管女性说话的量更多，但内容却更少。

这些说法都是没有证据的。这些纯粹是Jespersen的臆测。在Jespersen的经历中，女性的词汇量很可能比男性的词汇量小；由于女性被剥夺了（部分）和男性享有的同等教育水平的机会，人们会期望她们能少说话。然而，关于女性更健谈（即她们比男性更健谈）的说法是一种常见的民俗语言学说法，且现在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在1985年的作品中，Spender给出了这一说法（作为例子），她认为在这一说法中，女性说话的多少不是与男性相比较的，而是与沉默相比较的。

性别歧视是一种基于性别的歧视，它基于女性与男性不同或不如男性的预设。它是一种系统地贬损女性的行为标签——用《女权主义词典》（A Feminist Dictionary）（Kramarae和Treichler 1985：411） 的话说：“是一个概念，是多年来一直没有人提及的女性生活的中心”，以及

男性或女性的行为、政策、语言或其他行动，表达了一种制度化的、系统的、全面的和一贯的女性是低一等的观点。

这个词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才被造出来的，可能是根据种族主义（racism）类推出的。在60年代早期，女学生活动家发明“男性沙文主义”（male chauvinism）一词批评男学生的态度。我们现在有更多的“主义”（例如年龄歧视 ageism）起着类似的作用——给一套歧视性的预设和作为这些预设的基础的社会制度贴上标签。

女权主义语言改革的倡议始于美国，我在本章节中简要概述的开创性文本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其他资料包括一篇名为《性别歧视与语言》（Sexism and Language）（Nilsen et al. 1977）的文集和一篇名为《女性之语义歧视》（"The Semantic Derogation of Women"）（Schulz 1975）的文章。后一部作品被收录在当时还是新兴领域的“语言和性别”第一部被编辑的合集中（Thorne and Henley 1975）。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都出现了对性别歧视的挑战。其中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争取，包括性别中立或包涵性语言。女权主义者对“他”（he）、“（男）人”（man）和“（男）人类”（mankind）作为通用代词和通用名词来使用的做法提出了挑战，这些代词和名词指的是一般人类，而不是特定指其中的男性。这里的问题是，这些措辞确立了男性为规范的、排除了妇女的原则。有趣的是，最近人们又开始关注语言的包容性了，这并不是对女性的排斥，而是对二元性别的挑战（例如Deborah Cameron对Teen Vogue的讨论） （Cameron 2018a）。另一个议题是男人和女人在媒体、广告、日常对话等方面是如何表现的。例如，女权主义拥护者对女性通常被定义为其身体特征表示反对，比如头发的颜色（例如金发或红发）、对男性的吸引力，或者其他（例如尤物stunner或恐龙dog）。他们还对妇女在多大程度上被定义为家庭和家人，特别是依据她们与男人的关系来定义提出了异议。也讨论了传统尊称先生（Mr.）、夫人（Mrs.）和小姐（Miss）的不对称：只有女性的婚姻状况和是否“单身可撩”（available）被标记了出来。新称谓“女士”（Ms.）意在消除这种不对称。在美国的职业环境中，它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在英国，情况就不同了，女性在填写表格时必须从Mrs.、Miss和Ms.中选择一个。

另一个争论性的问题是职业刻板印象和围绕工作的男性中心的预设。在职业名称（例如商人businessman、邮递员postman）中使用后缀-man使从事这类职业的女性隐形了。即使是明显中性的施事名词，如司机和作家，以及没有被标记性别的职业名称，如医生，也被假定指的是男性，因此需要复合名词女医生（而不是男医生），女司机（而不是男司机）。这种不对称性暗示着，在某种程度上，行医和开车是性别化的，被视为男性的活动。值得高兴的是，这些复合词现在听起来有点奇怪。man或male很少会有类似的复合词。事实上，我能想到的只有男护士（male nurse）和男妓（male prostitute），然而可能更多指的是低收入的职业。批评性别歧视行为的人指出了女性和男性之间的不对称，将以前被认为是中立的性别分类政治化。有人认为，在英语中，一旦单词被标记为女性，它们就会被系统性地降级，通常会获得贬义（Schulz 1975）。例如，将“单身汉”和“老姑娘”进行一下比较吧。

对人进行分类是命名和排序经验的一部分；它也反映和维持现有的社会关系和身份。对人进行分类是一种强大的规范力量。

挑战女性被分类的方式之中的性别歧视，需要对英语中的“贴标签”做法持有批评的观点——批评的意义是展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隐藏关联。

英语词汇中其他的不对称现象也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厌女的男人被称为厌女症者（misogynist）。对于一个厌男的女人来说，没有一个同样掷地有声的词。男性对应花痴女（nymphomaniac）或荡妇（slut）的词是什么？很难找得到。英语在词汇方面存在空缺，一旦暴露，就会展示出普遍存在的男性中心主义。女性可能很难谈论的自己的经历，因为没有现成的措辞 （这一问题会在本章后的“男人制造的语言”部分讨论）。

当然，语言中的性别歧视不仅仅是词汇的问题。女性为了得到与男性平等的待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特别是在工作场所。这涉及到对互动中的性别歧视做法的挑战，包括对妇女所做努力的认真对待。这就是Ms.开始被使用的背景，将女性置于与男性同等地位。在职场，婚姻状况对男性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对女性也不必是。

对女性所使用的其他称呼也引起了关注。当你称呼某人时，你是从一套称呼术语系统中选择的。你选择的措辞——以及被称呼的人如何回复你——取决于你的称呼对象以及你和那个人的关系。亲密的朋友彼此直呼其名和使用亲密的称呼。如今，许多人都和他们的雇主有着同等亲密的措辞。然而，它并不总是对称的。雇员只有在得到雇主批准的情况下才能“亲密”。一般来说，父母和成年人倾向于用“亲爱的”（love）或“小心肝”（pet）等富有情感的词语加上名字来称呼孩子，但在称呼成年人时，孩子们通常需要以某种方式“表示尊重”。几年前，在我的医生的诊所里，接待员无差别地称呼所有的病人为“花”（flower），甚至是对老人。我怀疑这与病人在医疗护理中被婴儿化有关。接待员很有母性，把病人当作孩子来称呼，使他们感到轻松自在。我从来没听过她这样称呼行医的医生；她恭敬地称呼他们医生。一些病人很可能发现她的行为显得居高临下（patronizing，或者，应该说这是一种女性化的居高临下matronizing吗？）

可以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称呼女性。这正是被女权主义者认为是性别歧视的用法。例如，亲昵的称呼可以用来贬低女性在讨论中的严肃贡献。在一次商务会议上，一位被称为“甜心”（honey）的孤身一人的女性受到了贬低，在她的男同事面前降低了地位。亲昵的称呼，如dear、honey、darling、sweetheart或其他——这些称呼表达友好还是贬低，取决于所涉及的人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他们的社会距离度。其他涉及语言的性别歧视行为包括对女性声音的负面评价（如尖锐、刺耳等），对女性谈话的负面评价（如琐碎、仅仅谈论八卦），还有民俗语言学坚信的“女性喋喋不休”。

相关术语和称呼因文化的改变而可能发生变化。例如，现在在某些圈子里，guys和lads具有包容性。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女性要求这些措辞。正如Cameron（2018b）所指出的，“女性对它们提出了要求，因此它们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可能一百年后，只有语言史学家和词源学爱好者才会知道，“hi guys”中的“guys”曾经是“男人”（men）的意思。

早期关于语言与性别的女权主义作品为Robin Lakoff的《语言与女性的位置》（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于1973年发布（见Lakoff 2004a），1975年以书的形式出版（Lakoff 1975, 2004b）。在这部有影响力的书中，Lakoff提出了一个被其余女权主义者怀着极大兴趣采取的假说，即存在一种独特的“女性语言”，指的是女性使用的及用于女性的语言。她认为，语言的歧视体现在两个方面：女性被教导使用语言的方式；总体上语言如何被用于女性（Lakoff 2004b：39）。在这里我将着重讨论第一部分。

在强调其背后的文化原因时，她假设女性用独特的方式使用语言，显著表现为运用时的犹豫和不确定、弱化和过度礼貌。她提出了一系列用于表达女性发言的犹豫和不自信的特征。考虑到Lakoff只试图描述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的语言习惯，同时也的确没有描述出全体的女性的语言习惯。此外，她的陈述在实际的行为和基于刻板印象的期望之间转换。她所认为的，词项（lexical items）的一些特征为:

一些关于女性的活动和兴趣的词汇，例如抽褶（shirr）和缝褶（dart）。Lakoff称，这些词语只会被男性以不认真的方式使用。

例如beige、ecru、aquamarine。Lakoff说她曾经看见一个男人“在一个关于书封的颜色到底是薰衣草色（lavender）还是淡紫色（mauve）的讨论中对于其他两人的憋笑表现得非常无助” （2004b：43）。她从中得出结论，从一个男性的观点来说，这样细微的差别是琐碎的、注意不到的。

很多词都有情感意义（affective meaning）（与表达情感有关），而不是指示性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与某物或事物状态有关）。Lakoff认为，在广泛的用于表达赞同或钦佩的形容词中，很多都被强烈地标记为女性化的，比如“神圣的”（divine）、“可爱的”（adorable）。她把这些词称为“空泛的”（empty）形容词。

在这里，Lakoff指的是避免说粗话和大量使用委婉语。委婉语是掩饰的、间接的表达（例如，使用passed away而不是died）。人们用脏话来表达强烈的感情，但对女性来说，说脏话被认为是“不淑女”的。Lakoff对比了这两种假设的言辞：（a）天哪（oh dear），你又把花生酱放进冰箱了，（b）妈的（shit），你又把花生酱放进冰箱了。她认为，人们大概会将说话者（a）视为女性，将说话者（b）视为男性，同时她承认一些女性正变得能够在公开场合毫不退缩地表达（b） （2004a: 44）。古怪的是，不说脏话似乎是一种消极表现。（请注意，脏话可以被称为“空泛的”词语。就像女人应该使用的那些“空泛的”形容词一样，这些形容词是用来表达感情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情感意义的词语，而不是指示性意义的词语。）然而，Lakoff提出的许多特征是话语小品词（discourse particles）和语调模式（patterns of intonation）；这些特征，例如骂脏话，实际上没有任何指示性功能，但起着情感性作用。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提供两种作用：削弱或者加强说话者的语气。

例如you know、well等词是“傀儡成分”（filler），可以减少话语的力度。我们经常用它们来增加陈述的试探性，使它们看起来不那么教条。有时它们表示不确定性，但并不总是如此。例如，sort of可以用来削弱可能引起冒犯的主张的力度，如在“John is sort of short”中。Lakoff认为，女性使用这些限制语的原因是“害怕过于自信和直接说话会显得过于男性化”（2004a: 79）。

例如“I like him so much!”中的“so”。Lakoff也把so称为模糊限制语，它被认为会削弱演讲者的感情力量。它后来被视为一种助推装置（例如very）。

顾名思义，附加疑问句是附在话语后的问句，例如“don 't you?”。根据Lakoff的说法，他们把一个陈述句变成了一个疑问句，这样它的力量就减弱了。她认为这是寻求认同的迹象。

在许多语言中，包括许多种类的英语，语调在问句的最后一点升调。和附加疑问句的作用相同，升调目的是把陈述句变成疑问句，从而削弱疑问句的力度，使说话者听起来犹豫、不确定。下面是Lakoff给出的例子：（a）晚饭什么时候准备好？（b）哦，6点左右？（Oh…around six o’clock…?）

正如Lakoff所说，“女人不应该说话粗鲁”（2004a: 80）。她在这里指的是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标准形式（见第二章）。她用了“过分正确”（hypercorrect）一词，似乎在暗示她们现在做的比她们应该做的还要正确。

Lakoff认为这如同用斜体说话，就像在“多么漂亮的裙子!”这一句子当中，她认为，女性使用过分重音，是因为她们预见自己不会被认真对待。她在这里似乎指的是女性更广的音高范围（pitch range）（见第二章）。

Lakoff提及的另一女性特征为缺乏幽默感。女人不会讲笑话，不仅如此，她们也不能体会到“笑点”。在她的整个叙述中，尚不清楚她是打算描述（词语的）用法还是刻板印象，即女性实际上在做什么或男性声称她们在做什么。在幽默感方面，她显然是在重新表达一种消极的刻板印象——大概是一种在北美（可能是男性而不是女性）流传的刻板印象。

总体的印象是，女性的语言是低劣和不足的。言外之意，男性的语言是高人一等的，也是女性语言的偏离的标准。在这本早期的臆测性著作中，Lakoff解释了语言使用的性别差异是基于女性的缺陷：女性的语言与男性的语言是如何的不匹配。这样做，她无意中重新表达了对女性言论的现有偏见。她有时似乎与Jespersen的意见相呼应：将她关于“空泛的”形容词，如divine的观点与他关于“不当使用的”强化副词，如awfully的观点进行比较。回顾过去，这部关于性别差异的女权主义作品竟然如此明显地呼应男性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这似乎很古怪。但事后聪明总是容易的。随后的研究有时支持Lakoff关于女性更多地使用特定篇章词的说法，但不支持她对这些说法的论述。

许多由Lakoff的推测引发的研究都被认为这些推断是固定不变的倾向所伤害。研究者往往不是语言学家，对语言的理解非常有限。例如，他们倾向于使用一个潜在的假设，即特定的语言特征，如附加疑问句，会总是具有相同的功能。相反，正如许多语言学家所证明的那样，附加疑问句具有不同的功能。新西兰的语言学家Janet Holmes区分出两种基本类型。附加疑问句可以是指示性的（通常以升调结尾），也可以是情感性的（通常以降调结尾）。指示性附加句（referential tag）表示话语信息内容的不确定性；如果我需要检查我说的话的准确性，我可能会用一个指示性附加句结尾。这就是Lakoff想到的用法。情感性附加句（affective tag）是不同的，并不意味着不确定性。Holmes区分了两种情感性附加句：援助型附加句（facilitative tag）（表达团结或亲密），通常用于鼓励参与者参与谈话，和软化型附加句（softening tag），旨在软化批评或命令的威胁性质。下面是一些例子（正斜杠“/”上面的单词表示结束上升；反斜杠“\”表示终端下降）：

Holmes发现，在教育环境下的谈话样本中，女性比男性使用更多的援助型附加句。另一方面，男性则更多地使用指示性附加句。这些不同类型的附加句在她的数据中的分布情况如表3.1所示。Holmes的发现表明，在她的样本中，女性确实比男性更经常提出附加疑问句。然而，她们并没有利用这些句子来表示不确定性。她们使用的问句通常是援助型附加句，用来表达与他人的团结，并鼓励他们加入。她发现，当男人给出附加疑问句时，往往是指示性的，用来表示不确定或要求同意。

表格 3.1 附加疑问句的分布（遵照发言者的性别与附加疑问句的功能）

来源：Holmes 1985：54.

表格 3.2 附加疑问句的分布（遵照发言者的性别和角色）

来源：Holmes 1985：57.

Holmes还研究了附加疑问句根据角色的分布情况。她区分了促进角色和非促进角色（如教师和学生）。她的发现见表3.2。如你所见，在她的样本中，当女性扮演促进角色时，她们比男性更经常使用附加疑问句。在非领导角色中，她们使用的附加疑问句略少于男性。

结果，在Holmes对附加疑问句不同功能的研究中，男性的附加疑问句的用法更接近Lakoff的说法；也就是说，男性似乎比女性更频繁地用它们来表达不确定性。她研究了附加疑问句在教育环境中的使用。Dunn（1988）收集了一些关于学生宿舍的例子。说话的人都是女性朋友，她们一边聊天一边浏览杂志。她发现附加疑问句中出现了一些指示性意义，包括这个：

指示性

但是她也发现了大量情感性类型，其作为女性间友好互动的特征出现。下面是一些她在搜集的资料中发现的情感性附加句的例子。

情感性

在上一个示例中，第二个附加疑问句的功能似乎不同。我认为它有指示性意义，尽管语调是降调。Louise正在逼迫Clare同意，这是她自我防卫的一部分。

所以，回到Lakoff的假设，实证研究支持了她的一些猜测。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女性似乎确实会使用很多附加疑问句。实证研究没有支持她对“女性语言” 是试探性的和不确定的描述。很可能她的猜测受到了关于女性语言的刻板印象的严重影响；例如，她可能会用一种方式解读女性的附加疑问句，而用另一种方式解读男性的附加疑问句。正如Holmes所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弱气的含糊其辞，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聪颖的资质。我们已经了解Holmes对附加疑问句的发现，她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解释。她已经建立了一套证据，证明支持性是女性谈话的一个特征——至少在新西兰（见Holmes 1995；也是本卷的第五章）。

Lakoff的早期推测非常有价值。作为一个起点，她对性别和语言问题的早期探索的价值并不在于确定特定的言语特征，而在于她提出的政治性的论点，即“女性被系统地剥夺了权力，理由是，她们在语言中的行为已经表明这一点'（2004a: 42）。整本书所提出的，“女性使用的、女性拥有的、用于女性的‘礼貌’实际上是令人窒息的、排外的、压抑的”（2004b: 102）。Lakoff对语言礼貌的反思预见了后来的关于这一主题的语用学研究。

现在看来，Lakoff的假设似乎过于简单直接。它的主要问题如下：

1.  它建立在对一组被认为是女性语言的典型语言特征的识别之上。

2.  它强化了一个女性语言的缺损模型（deficit model）。

3.  通过女性缺陷的概念来考虑语言使用上的性别差异，这就暗示了男人说话的方式是本真的、中性的。

但Lakoff的著作是一个里程碑，它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语言研究制定了议程。回顾这本著作，它的两个主要贡献是，描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一种强有力的对于女性行为偏好的意识形态构建（Eckert 2004；Talbot 2003），并且洞察了女性使用语言的两难境地。

Dale Spender 1985年的《男性制造的语言》（Man-Made Language）是另一部重要的关于语言与性别的早期作品。在1980年，这部作品首次出现时，它便收获了媒体的瞩目。作者以“英语体现了特定的世界观且决定了使用者的意识”为出发点：

语言帮助构建我们的现实的限制。是维持秩序、分类和操控世界的手段。通过语言，我们得以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员，世界才是可以理解的和有意义的，我们才得以在所生存的世界存在。（Spender 1985: 3）

她在这里表达的是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的一个说法。她的中心主张是“英语字面义地由男性制造出来，并且仍然主要被男性控制”。（1985: 12）

按照Spender的说法，英语，是一门“男人的语言”。如她所言，她并未意图让我们将“男人制造的”（man-made）理解为一种修辞，而是其实际上如此。女性不得不表达出并不属于她们的意义（meaning）。男性垄断了意义的生成，因此也垄断对于现实的认识的生成。女性的意义没有在语言中被编码，因此由男性定义了“现实”。语言表现的是男性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它反映出男性的兴趣以及词本身是带有男性偏见的。

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考虑一下：老姑娘（spinster）、前戏（foreplay）、母职（motherhood）和工作（work）。Spender在写《男性制造的语言》时，社会学对“工作”的定义并不包括无偿育儿和家庭维护，因此这一概念实际上排除了许多女性所做的工作。根据定义，家务劳动（housework）并不是工作，这就使女性经常进行自我贬低：“我不工作。我只是个家庭主妇。”老姑娘是指从未结过婚的女性，与单身汉 （bachelor）相比，老姑娘这个词没什么褒义。前戏发生在名为插入的“真东西”之前，是性交可有可无的一部分。而做母亲是每个女人的人生目标：“社会……正当化了母亲身份的意义，这意味着女性的自我实现，这代表着某种美丽的东西，让女性获得并充满了快乐”（Spender 1985: 54）。

Spender概述了女性在试图表达对母职的其他看法时遇到的问题。把做母亲的感觉说得不那么好不会让一个女人受欢迎，而且很可能会被贴上神经过敏的标签。因此，许多女性都没有做好准备，尤其对于分娩。母亲们经常对她们的女儿隐瞒有关生产过程中的潜在极大的身心痛苦的重要信息。

Spender对女性健谈这一话题的看法经常被引用。女人被认为是多嘴多舌的，因为她们应该最好完全不说话。正如本章节前面所提到的，女性给出的谈话内容是相较于沉默来衡量的；女性说什么都嫌多。她还观察到，当女性说话时，必须用“男性可以接受的形式”（p. 84）。女性的对现实问题的看法可以被驳为不正当：“有一系列的陈词滥调,可以被拿来合理化男性对女性言辞的驳斥,但他们常是以下主题的变体：“我认为你说的或许有理，但是你怎么这么激动/咄咄逼人/不理性/情绪化？”（pp. 84-85）。也就是说，女性说的话可以被忽略，因为她们的表达方式会让男性感到不快，不论女性实际上在说什么。男人让女人保持沉默的其他方法是说服她们或者干脆不听。根据Spender的说法，男性有效地堵塞了女性对现实的看法。女性的意义被系统地压抑了。

Spender提出的观点非常重要。她的书超越了女权运动，向广大读者介绍了女权主义议题。我们应该感谢她对挑战英语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的广泛宣传。在新千年，Spender对女性困境的理解大体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在西方世界得到了数百万的认同。她对母职和工作的看法当然不会有她写作时那样的争议。也许人们会认为她的观察太过时，不再有意义。那就错了。

但Spender的论述存在问题。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她把语言视作铁板一块。这当然被（而且幸运地）夸大了。如果语言有她所说的一半僵化，她一开始就不可能写出这本书。她所记录的变化就不可能发生了。例如，在她对“工作”一词的讨论中，她提到了一些新造词，例如“两班倒”，这些新词改变了我们对工作本质的看法。同样，我们也可以探讨她所讨论的对现实的新“看法”，比如她说的令人震惊的对母职的看法并不是“不寻常的评论”（p. 55）。如果这种另类的、颠覆性的母职观念并不罕见，那么语言和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就不存在她有时主张的那种不可救药的约束。事实上，现在没有，也从来没有过一种完全统一的英语语言（除了在字典里可能存在）。

另一个相关的观点是，在她的主张中，男人垄断意义的产生，她有一种将新词的采用和意义与它们的编纂（即编词典）简缩在一起的倾向。在历史上，编纂词典的都是男性，用来举例说明单词的例句往往来自男性作者。但是，一种语言并不主要存在于它的字典中；而是存在于使用它的人身上，不论男女。

Spender改换关键术语，有时还相互矛盾，这削弱了她的论点。这尤其与“意义”有关。当她说女性的意义被“堵塞”时，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她用了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这本身并没有错，但她没有明确地这样做，因此她的观点是模糊的。因此，她的论点没有达到应有的精确和尖锐；对已经认同的人说教是可以的，但并不能让更多的人认同。

让我们用以下三种不同的方式来使用“堵塞女性的意义”（“blocking women ' s meaning”）这个表达：

1）第一种侧重于语义内容（semantic content）。如我们所见，Spender提出，女性必须使用带有男性偏见义的词。词反映了男性的兴趣。我们提到了她举的一些例子：只使用work这个词来指代有偿工作；老姑娘和前戏的含义。这里她说的是单个词和它们的语义内容。女人的意义被堵塞了，因为没有能用来表达她们的词。这种使用“意义”一词的方式来自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义学（semantics）。

2）第二种侧重于更长的表达。她还指出，女性的意义被堵塞，因为语言被用来表达带有男性偏见的主张，并呈现男性对于事件的看法。在这里，意义（meaning）不只是关于单个的词和它们的语义内容，而是关于陈述，命题，观点。例如，关于母职是女性成就感来源的陈述清楚说明了什么是社会的正当意义。其他对母职的看法是被“堵塞”的，也就是说，不是正当的。在社会学中，男性气质偏见导致家务劳动被排除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工作之外，因此只有“女性存在的男性意义”（male meanings of women’s existence）被言明（Spender 1985: 95）。这种关于“意义”的观点是哲学上的，而不是语义学上的。人们可能会在社会学中遇到它，但在语言学中不会。

3）第三种侧重于互动。如我们之前看到的，Spender还说，男人通过阻止女性说话来堵塞她们的意义：忽视他们对谈话的贡献，只允许这些贡献以“男性可以接受的形式”出现，或者让女性完全的沉默。通过阻止女性进行交流来堵塞她们的意义与我迄今为止所讨论的东西非常不同。这不是压制意义的问题，而是压制言论的问题。

“男性制造的语言”中的概念混乱并没有到此为止。文中“结构”（structure）、“符号”（symbol）和“词”（word）等词的使用也很随意，好像它们是可以互换的（其实不是）；Spender还尤其短视地将语言中带有男性偏见的理论上的观察作为英语语言中存在男性偏见的证据。Maria Black和Rosalind Coward（1998）在一篇非常详尽的综述中详细介绍了这些概念上的混乱和矛盾。

我已经讨论过Spender把语言视作铁板一块的观点。在她的描述中，男性的权力也是铁板一块的。预设了所有的男人都有支配所有女人的地位。她暗示权力和男性之间的直接联系需要被打破。她认为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似乎是一种生理上获得的特质——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而不是一种文化和政治赋予的，是可以被质疑的特权。在谈论男性处于高于女性的权力地位时，我们必须更具体：在什么制度下，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另一个Spender的批评者Lynne Segal所言极是：“不是像Spender写的那样，男性有跨历史的和普遍意义上的对意义的控制，我觉得，我们会在研究特定人群如何控制了具体制度，这个构建占支配地位的意义体系的制度这方面做得更好。”（Segal 1994：29）

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加入Spender的女性的意义是被堵塞的这个观点中，那么我们就会考虑在制度的语境下，说话的方式可能会对女性和男性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就产生了如下问题：在特定情况下，什么是互动权？比如，谁有权让谁闭嘴？女性在接触特定类型谈话或写作时是否受限？那么给予不同的说话者或作家的权威呢？是否有贬低女性谈话或写作的惯常做法呢？

在最先的部分，我探讨了该领域一些早期但有影响力的作品，并指出了现存的性别刻板印象的广泛影响。当我们学习语言和性别时，我们需要注意避免重复这些刻板印象。本节确定的三点尤其重要。在下一节中，我将继续审视一些实证研究，在此之前，它们值得进一步的评论。

第一，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社会性别（gender），而不是生理性别（sex）。这本书不是有关生物学的。它的主题是社会习得行为（socially acquired behaviour）。在下一节中，我将继续说明仅着眼社会性别就太简单化问题了。语言与年龄、阶级或地位，尤其是与文化相互作用。社会性别差异因男性和女性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而产生。差异取决于男性和女性参与的事物的口头和书面类型，他们可以接触到什么，他们是否被鼓励、被期望或能够参与公共或私人的话语。

第二，我们不能指望找到一个简单的清单，根据语言形式（linguistic forms）一项一项列出男性和女性的语言。在我对Lakoff早期试图确定“女性语言”的考察中，我向读者给出了一个语言形式的多功能性（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linguistic forms）的概念。形式和功能之间拥有一对一关系是不可能的。一个单一的语言特征（linguistic feature）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取决于与其发生互动的语境（context of interaction）。我们需要从逐项列出语言特征转变到对交互的动态性（dynamics of interaction）的审视。

第三，对语言的关注，或对语言变化的关注，本身并不能解决Spender在《男性制造的语言》中所发现的社会不公。语言在维持现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它绝非故事的全部。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男性语言”，而是我们社会结构中不可挑战的、绝对的男性权力和特权。对语言的关注会使男性权力和特权以及维护它们的（有时称之为“父权制的”）社会关系体系去自然化。将语言本身视为问题并无裨益，只是在搅浑水。与其他社会习俗和制度一样，女性主义者对语言的兴趣在于其在反映、创造和维持社会中的性别二分方面所起的作用。

Jespersen再版的“女人”（"The Woman"）一章（Cameron 1990）。关于早期历史背景的详细信息，见第二章（Coates 2016）。

关于基本概念（for basic coverage），见Mills（2008）。Hellinger和Pauwels（2007a）给出了更多的详细信息和理论框架。也见Eckert和McConnell-Ginet（2003），特别是第2章和第7章。后一章是对于分类（categorization）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论述。

对于《语言与女性的位置》的回顾性研究提供了附有作者注释的原始文本，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编著者的评论（Lakoff 2004b）。本卷的一个贡献是使用女性语言（WL）构建来探索在电视上利用生活方式节目来实现创业的Martha Stewart的“淑女”风格（Davies 2004）。此外，WL也被用来解释变装皇后（Barrett 1999, 2004）和电话性爱工作者（Hall 1995）夸张的女性气质展演。

我已经提到了Black 和 Coward（1998）的综述。Cameron（1992a）的《女性主义与语言学理论》（Feminism and Linguistic Theory）也探讨了Spender的论述（account）中存在的问题。见Segal（1994：23-37）。